国庆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央行行长、银监会主席等赴温州调研，引发广泛关注。有统计显示，目前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9月22日以来，温州市发生三起因债务危机后，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两死一伤。被外界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石集乡就有1500多人卷入高利贷，涉案资金3.1亿元，石集乡问题最严重的李台村仅涉案本金就达1050万元。吸引“宝马乡”民众入局的则是诱人的回报：10000元月息高达3000。
从金额上看，高利贷尚不至于危及金融体系稳定，但由于地下融资涉及众多个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诱发社会不安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高利贷的流行，既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到位的结果，也反映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
自2010年以来，通胀压力不断上升，今年7月份CPI更突破6.5%高位。9月的大连“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说：“通货膨胀如果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我们要以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 2010年10月、12月，2011年2月、4月、6月，央行五次加息，将一年期存款利率自2.25%调整为3.5%。但是加息步伐依然太慢，实际利率明显为负。
与加息相比，央行显然更倚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2010年央行六次上调准备金率，2011年又六次上调准备金率，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5.5%上升到21.5%，中小银行则从13.5%上升为19.5%。不仅如此，9月初央行下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信用证保证金存款、保函保证金存款以及银行承兌汇票保证金存款等三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预计约冻结银行资金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二至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的三大基本工具，但其影响并不相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合理的利率应该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的波动，可以合理引导资金的供求：加息，可以将回报率低的项目淘汰；人为压低利率，则会导致一些低回报率项目苟延残喘。因此，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导致公众存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放大了企业的贷款冲动。
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对收缩货币供应量的效果更为立竿见影。但是，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0%左右的历史高位，导致银行可贷资金高度紧张。
一方面是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是银行可贷资金受限。双重因素作用下，银行资金成为供不应求的“短缺商品”。在有限的资金规模下，银行自然会保大项目、大客户。此外，由于大多数银行仍是国有资本控股，在放贷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政府和国企。
由此产生的扭曲在于：一方面中小企业“求钱若渴”，愿意支付更高利率从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不能随意加息，导致资金供求矛盾更为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流行，是顺应了强烈的民间融资需求。
从高利贷的供给方来看，大量公众为银行存款负实际利率而忧愁，高利贷的诱人回报自然会使很多人飞蛾扑火。此外，大量灰色收入也为高利贷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测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部分灰色收入由于缺乏安全感，不敢存入银行，地下钱庄无疑是理想去处，虽然高风险，但灰色收入对风险并不敏感。据新华网报道，一位温州高利贷主携13亿潜逃被抓，涉及的八成债主为公务员，涉案金额约“8亿官银”。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
从更长期来看，高利贷的活跃，则反映出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求。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保持了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国有资本主导银行体系的格局，银行体系迟迟未能对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体系依然处于“半垄断”状态。虽然近年来出现了担保公司等新型融资机构，但受制于资金来源，这些机构难以发挥显著作用。银行体系半垄断状态下，竞争并不充分，大量中小型企业的融资需求长期边缘化，一旦遇到货币紧缩，中小企业常常面临“缺水”之困。
在中国市场体系初步建立、经济微观主体市场化、金融交易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迟迟不启动，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目前，中国依然保持着3%左右的存贷利差，全球罕见。最初，保持银行高利差，可以帮助银行体系积累利润和资本实力，冲销历史遗留的坏账。但长期保持高利差，使得银行能轻松“坐着挣钱”，不利于银行管理效率的提升，也导致银行成为公众存款的“分利者”而非价值创造者。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打破国有垄断，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消除负的实际利率，才能真正对高利贷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