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是全国“两会”时间，除了举世关注的修宪和人事议题，一个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可能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的议题则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是一项力度空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习近平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不仅看到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障碍和弊端，而且下大决心和魄力将其通盘考虑加以解决，将直接涉及到降低体制成本和提高体制效能。因此，体制降成本、提效率将是新的可能落地见效也比较快的重大改革红利，我们现在可以说“降成本”视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最具有突破性的一项改革。

　　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降成本是“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最难的，“三去”是政府断别人的腕，降成本是政府断自己的腕，而降低体制成本或制度成本又是降成本中最难的，不仅是政府断自己的腕，还伤筋动骨断自己的路。过去的五年，党和政府在降成本上多措并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阶段性工作，体现为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等诸多方面。无论企业还是私人部门的获得感边际在改善，但是总体上获得感还不是令人特别满意。

　　一方面，经济和市场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综合税费成本依然较高，除了税收成本之外，还包括诸如社会保险费用、行政性收费、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环保成本等内一系列支出。另外，企业成本依然较高、个税起征点较低以及边际税率较高，实际上也制约了私人部门收入和幸福指数的进一步提高。显然，私人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关系到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和转型的贡献持续性。

　　不久前，任泽平先生及其团队专门做了《中美税制及税负比较——供给侧改革系列研究》，提出了“在财政总支出不减少、赤字不增加的前提下，个人加税税有阻力，企业总税负难降”的观点。他说，中国税收结构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间接税为主，二是侧重向企业征税。“以2016年为例，13万亿总税收收入中，除了1万亿个人所得税之外，其余超过90%的税收都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收上来的，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这意味着：如果要在财政总支出不减少的情况下降低企业税负，个人税负就需要不可避免地上升。考虑到对个人加税在政治上的阻力较大，因而从财政收支总平衡的角度而言，如果不增加赤字，那么企业总税负难以下降。”

　　如果以上结论为真，说明我们的税制问题还不少，不仅是数量的问题还有结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体制或制度性成本已经到了不降不可的地步。当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今年将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同时提高个税起征点，另外调低赤字率。既然如此，财政总支出规模势必也要相应降低。否则，等式两边将无法成立。

　　问题是如何真正降下来？在财政政策依然积极、财政总支出可能又相对刚性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一场同样比较刚性的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来部分减少或对冲体制成本的刚性。简政放权降低总量，才能倒逼体制或制度性成本长期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转变政府职能确保政令畅通，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出市场主体更大的发展活力和创造潜力，最终实现党领导国家和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初心。我们需要这场改革，当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可能不会毕功于一役，还需要持续跟踪、阶段性评估和适时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