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终于下决心了！”5月6日，冶金工业规划院院长李新创这样对记者表示，“在淘汰落后产能上，用‘铁腕’的说法，我是第一次听说。”
5月5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动员和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时表示，要采取“铁的手腕”淘汰落后产能。
其中，今年要淘汰落后炼铁产能2500万吨、炼钢600万吨，5月底前要把任务落实到各地区和企业。届时，将公布淘汰落后产能钢企的名单，并确保落后产能在第三季度前全部关停。
短短数年间，中国钢铁业产能从不足1亿吨，迅速膨胀至7亿吨，虽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支撑贡献，也给行业留下结构性沉疴——原料受制于上游矿山、产品市场竞争无序、环境污染负担沉重，钢铁业呈现紊乱之状。
对此，6日，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对记者表示：“没有解不开的结，不破不立。只有破旧，才能立新，不然市场腾不出来。”
“铁腕”治铁之时，正值中国钢铁业利润率低下、联合重组停滞不前、铁矿石谈判失利、季度模式成真、指数化定价来袭的当下——这多少有些外部环境倒逼的意味。业内各方关注的是，这次整治效果，究竟能有多铁？
重手问责
钢铁业内多位人士都注意到了一个信号：落后产能淘汰的多种手段顺序，从先前“环保为先”的“软手”，转变到了眼下“行政问责”的“重手”。
这次会议指出，对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好的要给予奖励，未完成的要追究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责任，根据情节给予相应处分，直至撤职。
“（行政问责）很有必要，这是为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5月6日，钢铁重地唐山市的常务副市长周仲明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淘汰落后产能，这个难题难以解决。”
这场整治，不仅涉及产业健康，也关乎政府承诺。
李新创说，“单就钢铁业今年2500万吨铁、600万吨钢的淘汰任务而言，应该说不难。难度更大的是工信部的要求，这涉及到近亿吨产能，其中部分还在高速有效运转。”
按照工信部要求，2010年底前，全国需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淘汰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2011年底前，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淘汰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电炉。
在单尚华看来，工信部关于淘汰标准的要求还是偏低了。
“要我说，400立方米的标准仍太低，应当把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都淘汰，要不然节能减排的目标怎么实现？”他分析，“这并不是说1000立方米以下的都落后、以上的都先进，但是行业淘汰总要有标准和尺度，否则很难执行。”
这反而是大中型钢铁企业的福音。
6日，河北钢铁集团一位管理人士就对记者表示，大型钢企一直以来确实比小钢企承担了更多的环保要求和社会责任，有时看到部分企业在排污等方面并不够重视，却又在产品市场上活跃，“我们的滋味也很复杂。现在钢企利润率普遍比较低，加上淘汰力度加大，某种程度上也能促进行业的有序整合。”
缺失的退出机制
“为什么在不断的控制下，我国的钢铁产量从不到1亿吨，达到去年6亿多吨”，“为什么从中央各个部委到地方，淘汰落后产能都这么困难？”
其实这么多年来，上述盘踞在李新创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两个疑问，或许更能解答，为何屡次产业政策调控，都无果而终。
李新创认为，难见成效的深层问题，根本在于利益，以及实实在在的体制问题——税收、权力、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在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如今我国几乎每个省都有钢企作为纳税大户、金饭碗。即使是被划归入淘汰行列的小钢企，也是地方解决就业的重要据点。
这也构成了每一次产能控制，效果都“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行业也开始对政策出现应对“疲劳”。
2007年，发改委曾在当年4月与河北、江苏等10省份签订第一批关停和淘汰落后钢铁产能责任书，12月又与另18个省区签订第二批责任书，涉及企业573家，计划到2010年总共关停淘汰7776万吨的落后炼钢产能、8917万吨炼铁能力。
但淘汰的步伐，跟不上经由谎报、替代、扩大后继续上升的产能。因此也有观点认为，若无其它替代支柱产业出现，使得落后产能自动退市，根本上控制过剩很难。
单尚华就提醒，“淘汰落后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部分企业为规避政策，把400立方米报成450立方米、甚至600立方米的情况。
这是2005年国家产业政策出台调控产能后，地方“下有对策”的反应之一。
“应该讲，在目前产能总体满足国内需求的前提下，铁腕淘汰的方式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而且落后产能确实要淘汰，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李新创对本报记者表示，“但如果有退出机制的配合，那就更完美了。”
“尽管国家下了很大决心，启动问责制。但要淘汰的1亿吨产能里，大部分正在高效运行，市场供求能否离开它们？没有强有力的退出机制，地方财政、就业压力怎么解决？”
据记者了解，退出机制的设定还在研究中。李新创表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通行的模式就是中央、地方分别拿出多少钱来安置。但是，很多问题，并不光是拿钱就能解决的。
